影像，深入作家内心的世界
——访《百年巨匠》文学篇总导演肖同庆
在年中《百年巨匠》座谈会上，主持人一介绍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导演肖同庆，说他负责文学篇“鲁郭茅巴老曹”，在座的导演和专家“哄”地笑了一下。回忆这个细节，肖同庆至今还觉得颇为有趣：“反映出大家对文学六大家的一个直观感受，也是《百年巨匠》文学篇的一个难点——大家都耳熟能详，文学巨匠的创作和人生也有不少争议，怎么拍好，确实是个挑战。”
人与作品形成互文
“鲁郭茅巴老曹”，每一个在中国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，全都在语文课本上读到过他们的作品，这是真正的耳熟能详。拍摄这样知名度高、公众又对其人生和作品或多或少有所了解的巨匠，怎么在纪录片中带给观众新鲜感？
“大家都听说过他们，都看过他们的作品，但其实公众对他们、对他们的人生历程没有全面的了解，这就给我们很大的空间——比如茅盾的党籍问题，有戏剧性、故事性；比如人人感觉鲁迅尖刻、严肃、不宽容，只会骂人，但他在‘骂人’的背后也有自己的挣扎，也有宽容和温暖的一面；又比如郭沫若的晚年，当他知道儿子死后，他一个人关在书房里抄儿子的日记， 这种内心的折磨展现了作家的个性特点， 也揭示了作家的另一个世界。”肖同庆认为，《百年巨匠》要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， 着力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经过和中国现代文学馆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机构的联络和采访，肖同庆对于文学篇的核心逐渐明晰——“人”，“在命运的变动中，作家性格、心理会外化为作品；大时代中，人与作品可以进行互文。”
同行在研讨会中的善意笑声，也反映出文学篇六大家与其他艺术门类巨匠迥然不同的特质——对政治生活和时代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生经历，必然要谈及作家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评价，关照个人沉浮与社会思潮，有看点，亦有挑战。
“我有两个原则：第一是必须将他们的文学与政治生活放到历史的环境中去讲述。比如郭沫若在‘五四’时期的创作，今天看来像是口号或者呐喊，但当时是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的，对白话文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。第二条原则是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要做同情式解读，比如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有‘重排大师座次’的争议，其中涉及对茅盾的非历史的评价，但我认为那些说法都是话题性的讨论而非学术性的研究，很难说是公允的——在现代文学史上，茅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意义是无法替代的。”
没有个性就没有意思
文案创作阶段，肖同庆强调要用一条线索串联人物，他想到的是“年份”。“我想以‘一年’来切入，比如茅盾的1927年、鲁迅的1924年、老舍的1966年……这一年中他们的生活发生急剧变化，作品和命运也有重要转折，我要找到他们有象征意义的一年，然后进行梳理或者回顾。”
或许作家的创作生涯本就没有更多“戏剧性”，但纪录片的拍摄需要细节， 细节更需要合理的想象。肖同庆设计，在片子中依据传主的文献和访谈，还原作家写作的习惯和细节。
“老舍之死是一个有戏剧性表达的结构完整的事件；茅盾的1927年成为一个框架，放入了他的人生，就有意思了，他的行为、悬念就出来了。”对于情景再现的方法，肖同庆说他肯定会使用，但呈现方式非常重要，“弄两棵枣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”，他的想法是，在确保史实准确的基础上，将动作的瞬间、人生的细节通过情景再现的方法去做，才能吸引观众。
肖同庆始终秉持着“纪录片要有创作者个人色彩、要避免平庸化表述”的理念，“20世纪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所谓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’，呈现非常复杂、惊心动魄的时代图景，作家的创作也因此是自身内在的需要，他们想在时代中发言，作家的心理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有不同解读——鲁迅的《野草》是谜团式的东西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写？这就是创作者个性解读的空间，我们要呈现其中的冲突。”
“没有个性就没有意思。”但肖同庆同时亦强调，这种个性解读需要建立在熟悉个案、对个人有全面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。“我会把业内所有顶尖的专家都采访到，而且我了解现在研究的最高水平、谁有革命性的发现，并且会选更多年轻专家，了解他们开放的思路，争取在表达和思想上更有新鲜度。”
（ 原文刊于2014年12月1日《中国艺术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