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巨匠是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人
——访《百年巨匠》美术篇第一、二、三部总导演赵伟东
学美术出身的赵伟东，是最早参与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《百年巨匠》的导演，从2011年起就全身心投入美术篇第一部、第二部的拍摄。“无论风霜雨雪，摄制组成员都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赶，任劳任怨，体现了一种奉献精神和负责精神，从片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真诚和思考。”在拍片的间隙，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还原和重塑
“我们的口号是‘还原巨匠本色，重塑大师形象’，用原貌、原作、原物、原址还原这些巨匠的本色，用亲友、同事、学生、当事人、见证者的讲述还原一个丰富的人。当我们用镜头重现这些巨匠的人生轨迹和绘画艺术时，等于用纪录片的方式重新梳理了一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。”赵伟东如此阐述《百年巨匠》的创作宗旨。
在拍摄制作时，除了尽可能多地呈现原貌、原作、原物、原址，还凸显了对历史资料的深入解读。“第一部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不够深入，因为历史久远，见证人也不多；而从第二部开始，有条件对历史资料进行深入解读，通过电脑技术， 给照片加情境， 让资料活起来、能说话。第二部很少用再现的手法，我们用空镜的方式营造氛围——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氛围，不避讳用今天的镜头讲过去的历史，用今天能够见到的历史资料营造一定的情境，让观众自己想象这里发生的故事，只要你铺垫得够，观众就一定能感受到。”
《潘天寿》开机前夕，赵伟东率摄制组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。潘公凯问他：关于《潘天寿》的片子已经拍了很多，做来做去有什么新意吗？赵伟东就谈了以“悲情英雄”作为全片基调的想法，潘天寿是20世纪艺术家中一位“逆潮流”而动的人物，他明明看到艺术的时代潮流，但还是选择了中国立场，立志做一个中流砥柱。潘公凯对此表示认同，后来还亲自带着摄制组到父亲故居、墓地去拍摄。赵伟东希望自己拍摄的每一位巨匠，都力求做到“还原”和“重塑”，否则就失去了拍摄的意义。
灵魂须是人物传记
在赵伟东看来，《百年巨匠》作为人物传记纪录片，主旨在于讲述巨匠的艺术人生，而不是表现巨匠的几件事或人生几个片段。“从生说到死，容易成为流水账，我是把他们的人生经过大量剪裁，留下那些绝对绕不过去的事件和点，展开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的。传记片是不是从一个人的生写到死，当然不一定。我个人认为，作为人生传记类的纪录片，不必要刻意在叙述方式上出新。一位巨匠的出生和去世这一刻，在我们的片子当中是很重要的细节：潘天寿是在一个冰冷的走廊里死掉的，林风眠是躺在床上写下遗言‘我要回家’ 后去世的，傅抱石是从上海回来后喝了一顿酒后因高血压而死的，李可染去世前三天和老伴有一段耐人回味的对话……”表现巨匠的生和死，在第一部、第二部中都予以浓墨重彩，堪称画龙点睛之笔。
对比第一部和第二部，赵伟东有清醒和自信的认知。“第一部的4位大师离我们比较远，影像资料比较少，而且没有强大的专家团队。第二部在拍摄前期和过程中开过很多次研讨会，听到领导、学者、家属对巨匠社会、文化价值的认定，学术准备更为充分和丰富。第二部相比第一部， 在影像语言上没有太大的改变，片子力求有一个整体的面貌，但是在思辨方法上有所提升，对这些巨匠的命运、人生、艺术的解读上了一个台阶。”
“20世纪的百年巨匠，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认定的大师，而是20世纪中国历史、文化、文明所公认的大师。这些大师巨匠经历了几个时代，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得到认可，说明他们的文化价值、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是超越意识形态的，因此，我们在拍摄时也应该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概念，表现他们作为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人的精神，而不是表现他们的一技之长，应该在这样的高度上认识他们的价值。”赵伟东说，自己有幸参与具体的工作，力求无愧这个光荣的使命。“不仅把这些巨匠放到历史当中考察，也要把编创团队放到历史当中考察，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深度。因此，形式怎样不是很重要，我追求内容大于形式。”
美术篇两部拍下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赵伟东希望第三部依然保持水准，跟自己较劲，希望做得更好。“对我来说，美术篇前三部要保持一致性，不追求每个片子都不同，也不追求过于个人化、文艺化的表达，而更强调解读的深入和高度。”
（原文刊于2015年2月15日《中国文化报》）